李俠：后諾獎時代的生存

　　 每年十月的“諾獎季”，都像是一場“狂歡”。然而“狂歡”過后，難免有五味雜陳之感。聯想到最近一段時期，國內幾位優秀青年科技工作者相繼離世，其所釋放的信號讓人心憂：中國科技工作者的生存狀態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在基礎條件改善乏力的背景下，過度激勵的政策卻讓未來變得更加不可預期。

　　記得十年前，筆者與同行在一次會后的聊天中曾形成一個共識：就當下而言，多幾個諾獎獲得者對于中國科技整體環境的改善意義并不大，反而有可能成為一種阻礙改革的借口，所謂“一俊遮百丑”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就像30多年前國人對于奧運獎牌的期待，時至今日，人們熱衷的焦點已從獎牌數量轉移至體育與個人生活之間的聯系上來。同理，自從本土誕生兩項諾獎以后，可以預見在不遠的將來，人們會更趨理性地看待這項桂冠。諾獎的誕生，必然是一國歷經科技資源積累與建設后，科技系統協同運作產生的必然結果。這種因果關系揭示了：片面追求轟動效果而忽略基礎設施建設，只會帶來并加劇科技界的某種賭博行為。目前的中國社會恰恰潛伏著這樣的危險。因此，切實改變科研環境依然是當下及未來中國科技創新的首要任務，而這個環境中的一個主要“變量”就是人才的生存模式問題。

　　過往的六十年，中國科技界經歷的主要生存狀態是典型的“秋千”模式，即在兩個極端之間蕩來蕩去：打壓與推崇。在時代的裹挾下，個體身不由己地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這種政策安排對于科技人員影響深遠——它造成機會主義的心理偏好被固化。目前，通過調整評價體系等政策工具的運用與強化，正在形成一個全覆蓋的過度激勵態勢。這種激勵強度不僅會超出科研人員正常的生理與心理承受范圍，還將從整體上改變共同體的認知與決策。人的工作績效整體上呈現出一個倒U型結構，這意味著壓力與激勵有一個合適區間，一旦超過這個區間，非但無法提升效率，反而會造成從業者個體生理與生理的損害，而且這種模式也是不可持續的。

　　“秋千”模式存在的最大弊端就是所有人長期處于內、外在驅動狀態，在這種蕩來蕩去的模式中，效率是生存的第一黃金原則。因此，每個個體都會被驅使著追求效率，一旦這種模式被科技共同體成員設定為默認的認知圖式，那么它帶來的后果就是沒有人可以安靜下來做一些需要時間來保證的研究，這無疑與知識的生產與發生作用的內在機制相違背。更為糟糕的是，“秋千”式生存模式會導致個體長期處于嚴重的體力與智力的透支狀態，而透支是一種嚴重的智力資源浪費，從長遠來看，這種涸澤而漁式的做法會助長浮躁與功利之風蔓延。中國科技界也許是世界上最為急迫的一群人，但實際效果卻并不理想。

　　由此，為了整個社會的福祉，科技界的生存狀態應該從傳統的“秋千”模式向現代的“爬坡”模式轉變，從亢奮狀態回歸到理性的平靜狀態，從而使知識的生產、積累與人才的自我恢復回歸正常狀態。“爬坡”模式的最大優點在于其誘導出的壓力與激勵機制是逐漸釋放的，同時，它還留給知識的生產、積累與更新以充分的時間。試想剛剛去世的兩位青年千人，如果他們不是承受如此大的壓力與激勵，肯定不會這么早離世。如果采用比較溫和的“爬坡”生存模式，那么，有理由相信他們會有更多的產出和做出更有價值的工作。

　　也許更為重要的是，在“秋千”模式中暗含的壓力—激勵模式下，人們會根據考評體系設置的權重，重新安排精力的分布格局，而這種能量分布格局將會改變整個科技界的知識生產形態。比如，當下備受詬病的大學重科研輕教學的問題，其實恰是在“秋千”模式下，壓力與激勵機制設置的權重出現了偏差，導致科研人員選擇收益最大化的領域投入時間與精力。因此，科技界的生存必須拋棄“秋千”模式，回歸“爬坡”模式，節制使用各種政策工具，為知識生產營造安靜、耐心和寬容的環境，讓科技人員有“歲月靜好”的心態，鍥而不舍的情懷。（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