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顯靜：不要讓我國的核電站成為“黑箱”

　　全球社會已經進入到風險社會。最近，由地震和海嘯引發的日本核泄漏事件引起全球關注，給我國核電發展提出了警示，需要我們去反思這樣的問題：中國核電站安全嗎？

　　當然，從過去以及現在的表現看，中國的核電站是安全的，因為還沒有發生什么事故；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中國核電站不存在安全隱患，也不意味著中國核電站在未來是安全的。其主要原因在于，核電站的安全取決于核電站決策、設計、建造、運行及其善后的全過程。從這個過程看，行動主體應該既包括政府、科技專家、企業，也應該包括公眾，其主要原因在于公眾是納稅人，是核電站成本（至少是部分成本）和風險的承受者。

　　但是，較長一段時間以來，核電站的參與主體主要是政府、企業和科技專家，忽視了公眾和媒體。如此，有關核電站的決策、設計、建造、運行以及安全的評估，就成了政府、科學家、企業的行為，成了這幾個利益集團之間追求各自利益的尋租和相互博弈。

　　某些政府官員片面追求GDP的傾向，相關企業的利益追逐，科學家尤其是政府科學家和產業科學家個人利益的訴求，使他們形成一個利益緊密的鏈條和統一戰線，加入到對核電站的收益和安全過度辯護的行列，用核電站的收益張揚遮蔽了對核電站的安全懷疑，這一定程度上損害了中國核電站建設過程中的科學性和民主性。

　　公眾對核電站建設的全過程，尤其是它的安全性，基本處于無知狀態，在公眾那里，核電站成了一個“黑箱”，成了一個無需對其懷疑就可以而且應該接受的東西。在這種情況下，通過公眾民主的參與來預防及減少核電風險的制度安排根本不能得到充分體現，中國的核電安全又如何得到保證呢？在這次日本核電事故發生之后，俄羅斯就強調了公眾和媒體參與核電建設及安全保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上述狀況的存在也導致了我國在核電站安全傳播上的不當。具體而言，就是某些政府官員、企業和科技專家占據話語權，公眾處于“失音”狀態。由此導致的結果是：對核電站發展的優勢、必要性、確定性、安全性強調得太多，給予了大量辯護，而對核電站的劣勢、非必要性、不確定性、非安全性說得太少，在科學知識的普及上呈現出極端的不對稱和不科學。

　　例如，有人認為，“中國的核電站沒有出過事，中國的核能利用是很安全的”，實際上，“過去并不代表未來”；有人認為，“任何行業都存在著安全問題，相對而言核能應該是一個很安全的行業”，實際上，核能風險并非常規風險，它和其他行業的安全性不能在同一個意義上來談論；還有人認為，“核能是一個清潔、安全、綠色的能源”，“核電站發生事故的概率是非常小的，核電是安全的”，這就無視核電利用的環境風險和健康風險，并且把概率為小的事件當成了概率為零的事件，把概率小的事件當成了風險小甚至沒有風險的事件。

　　不可否認，為了保證核電站安全，我們已經在設計技術上采取了“四重保障”，防止放射性物質外逸；在出現可能危及設備和人身安全時，進行了“多重保護”。而且，在核電站的建設和運動過程中，我們還有著嚴格的質量保證體系和內部外部監查制度等。

　　但是，僅憑這一切就能保證核電站安全嗎？有人對此持肯定態度，認為，“中國的核電站有多種品質，多種保護體系，所以，中國的核電站是安全的”。真的如此嗎？如果是這樣，為什么在技術和管理等各個方面都強于中國的發達國家的核電站，如日本的核電站，還會出現這樣那樣的事故呢？科學不等于技術，技術不等于工程，理論不等于實踐，理想不等于現實，現實永遠比理論更復雜，出現風險的現實情境永遠是無限多樣的。可以說，核電站在廣闊的時空是可能存在風險的——由技術因素引起的和由非技術因素引起的，它們永遠也不能被核科學所完全認識，被核技術所充分防范。這是我們應該切記的。

　　事實上，核電站安全既取決于核電站建設及運行的技術方面，也取決于核電站建設及運行的非技術性方面。在目前中國普遍存在急功近利、浮躁冒進、貪污腐敗、急于求成、追逐利潤的背景下，在食品安全、工業生產安全、建筑安全事故頻發的現實下，我們又怎么能夠保證核電站建設及其運行過程中不出現“三聚腈氨”、“蘇丹紅”、“瘦肉精”呢？我們怎么能夠斷言中國的核電就是安全的呢？

　　更重要的是，核電站的風險還不僅僅在于核電站的環境風險和健康風險，而在于由核電站特殊的環境風險和健康風險所可能引發出來的一系列其他的次生風險。這種風險包括社會心理風險、經濟風險和政治風險等，它導致的可能是人心不安，謠言四起，經濟秩序混亂，甚至社會政治動蕩。關于這點，這次由日本核電站事故所引起的我國“搶鹽”風潮已經初露端倪。

　　這啟示我們，我國政府在進行核電站決策、設計、建造、運行以及相關的風險評估、防范、預警以及善后中，應該充分地考慮到這一點，應該明確核電站安全問題事關中國和諧社會建設以及長治久安，要高度重視核電站安全風險以及可能引發的次生風險，制定相應的、切實可行的對策，給予積極應對。這是本次日本核電站事故“福島”成“核島”給我們的最大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