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銷售輕研發”中國制藥企業的未來在何方？

　　從創新藥研發乏力，到疫苗事件當事公司“重銷售輕研發”，中國醫藥企業研發能力不足幾乎成為行業通病。然而，放眼其他行業，這一問題也有著輕重程度不同的體現，企業從“要我創新”到“我要創新”的轉變尚不明顯。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到，要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深度融合的技術創新體系。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也強調，要“以企業為主體加強技術創新體系建設”。隨著科技體制改革的推進，未來企業還將進一步成為創新決策、研發投入、科研組織和成果應用的主體。然而，當前我國企業的創新能力、研發投入究竟如何？制約企業加大研發投入的障礙又在哪里？

　　近日，吉林長春長生生物科技有限責任公司（下簡稱“長春長生”）因違法違規生產疫苗案件引起全國震動，造成了惡劣的社會影響。

　　在公眾對長春長生的一片質疑聲中，其中一點是關于其全權負責長春長生人用疫苗產品的研發、生產和銷售的全資子公司“長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簡稱“長生生物”）占年營業收入高達37.5%的銷售費用（5.83億元）進入了人們的視野。在叩問“巨額的銷售費用流向了何方”“這其中究竟藏了多少秘密”之余，有心人注意到，與銷售費用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其研發投入只有1.2億元。也就是說，長生生物2017年一整年的研發投入，只占了銷售費用的五分之一多一點。

　　“重銷售輕研發”沉疴難除

　　作為一家疫苗生產企業，本應該非常重視研發，因為研發就是醫藥企業的立根之本。但從長生生物近年來的財報中可以看到，該公司的研發投入遠低于行業平均水平。

　　根據行業相關年報數據統計，2017年長生生物研發投入僅占營業收入的7%，同樣被卷入輿論漩渦的深圳康泰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簡稱“康泰生物”）為10%，而同行業的云南沃森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司（下簡稱“云南沃森”）這一數字為50%。而在2016年，長生生物4300萬元的研發投入占比更低，僅占營收的4%，同期康泰生物該數字為11%，云南沃森為53%。

　　“增加研發投入對疫苗質量的提升，跟加強監管相比，哪個更重要？”面對《中國科學報》記者的提問，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研究員陳則明確表示：研發投入更重要——畢竟高質量的藥品是生產出來的，而不是監管出來的。

　　事實上，“重銷售輕研發”已是我國醫藥行業多年沉疴。一批依靠所謂“狼性”銷售的醫藥公司在市場上風生水起，與此同時，一批廣告“神藥”也持續引發社會的廣泛關注。

　　據統計，140多家醫藥上市公司中，逾40家銷售費用占營業收入的比例超過30%，最高者超過2/3。其中，不少藥企的廣告開支在1億元以上，大幅超過其研發費用。有監測數據顯示，我國的藥品及健康產品行業自2015年以來，已連續3年問鼎廣告投放領域。去年市場排名前十的廣告“金主”中，有6家是藥企。

　　與廣告、銷售上大肆撒金相對的是，醫藥企業在研發、創新上投入力度不足，自主生產的新藥、好藥不多，反過來更加劇了對營銷的依賴。

　　“畢竟藥賣不出去，企業無法生存。”即便如此，陳則也向記者坦承，近些年藥企的營銷費用確實畸高，“全行業都高”，而且營銷人員工資待遇遠遠高于科研人員。

　　中國工程院院士、天津藥物研究院研究員劉昌孝曾在給本報撰稿中提出，由于我國相當多藥企研發投入低、創新發展“艱難”，因此我國一直以來都不是仿制藥大國、更不是創新大國，只是一個藥品消費大國。

　　“企業成為創新主體”未真正破題

　　放眼更多行業，我國企業普遍技術造血能力不足，用于產品研發、技術創新的投入偏低。

　　“創新是世界難題，我國很多企業為了活下來，奉行‘拿來主義’。不僅民營企業，一些大型國有企業也存在科研投入不足的情況。雖然國資委對國企科研資金投入有考核，但因為科技創新周期長、風險大，一些國有企業領導擔心國有資產流失，任期內不愿意做科技創新，而更偏向于‘短平快’的產出。”在中國科學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柳卸林看來，企業承擔創新主體作用還沒有真正破題。

　　柳卸林表示，目前我國科技人才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高校等單位，普通企業難以吸引到優秀科研人才。這導致企業難以形成有效的科技力量來轉化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例如國內藥企普遍做利潤非常薄的仿制藥、普藥，沒有能力開展新藥研制。

　　“新藥研發非常‘燒錢’，國內藥企大多無力開展，而對跨國藥企來說，它們研制新藥已經形成良性循環，往往同時研制多個新藥，如果有一個重磅新藥研發成功就能收回所有成本。”柳卸林解釋說。

　　“如果國家認真并切實做到保護知識產權，許多企業就會加大研發投入。如果靠模仿或者抄襲（就能發展），誰愿意投巨資研發？”陳則表示，影響企業研發投入的因素“太復雜”，促進企業加大研發投入是一個系統工程——企業生存發展的內生動力和外部環境加上國家產業政策、配套法規等的系統工程。

　　未來15年要看企業是否更關注“研”

　　“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整體的研發投入占GDP比例（R&D）非常低。直到2015年左右，中國才達到2%，僅相當于歐盟的平均水平，而全球最高的國家——以色列該數據超過4%。”北大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劉俏近日在一次公開演講中表示，美國R&D接近3%，而且美國經濟總量比中國大；盡管中國經濟總量已是世界第二，研發金額也已是全球第二，但跟美國相比仍有“相當大的差距”。

　　不過，也應看到，在新一代信息技術、共享單車、移動支付、電子商務等領域，我國也涌現了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創新型企業。在這其中，靠創新驅動而強大起來的中國企業行列里，華為是一座豐碑。

　　作家陶勇在《聯想做大華為做強》一書中寫道，華為靠貿易起家，但卻華麗轉身，靠自主研發立足。特別是其前瞻性地自主設計研發芯片技術，進而掌握了核心競爭力——當年的程控交換機如果沒有自主研發的芯片作為支撐，華為是不可能戰勝競爭對手尤其是跨國通信巨頭的。今天，華為在通信領域自主研發的所有設備、產品都是依靠研發的芯片打天下。最典型的就是半路崛起的華為智能手機，完全依靠自主芯片贏得競爭優勢，并與跨國品牌手機蘋果、三星等分庭抗禮。

　　華為之所以能夠在全球ICT行業復雜的競爭環境中保持穩健成長，并通過創新構筑面向未來的技術優勢和競爭力，不容忽略的原因之一正是持續的研發投入。記者查閱數據了解到，目前，華為有超過45%的員工（約80000名）從事研發；近十年，華為累計在研發創新上投入超過3130億元。

　　另一個“陶醉”于不斷增加研發投入的代表企業是科大訊飛。科大訊飛執行總裁胡郁在一次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面對人工智能的戰略機遇窗口期，科大訊飛持續加大人工智能開放平臺生態體系構建的投入，持續加大人工智能相關領域的研發投入。研發主要項目為訊飛超腦以及在感知智能、認知智能及兩者深度結合之領域的核心技術研究。另外，在人工智能應用領域，科大訊飛面向教育、醫療、司法、智慧城市等重點賽道方向也不斷進行著產品探索研究和現有產品的迭代更新。

　　據公開數據，2017年科大訊飛研發人員數量為5739人，同比增長56%；研發投入11.45億元，同比增長61.5%。其中研發投入占營收比重為21.04%，維持了往年同等水平（2016年占比為21.36%）。敢于投入給訊飛帶來了許多直觀的牌面優勢：2017年，科大訊飛在人工智能關鍵技術領域摘取了7項國際第一，在感知智能、認知智能等領域取得了達到國際領先水平的研究成果。

　　“未來15年中國經濟或者中國企業在全球競爭格局中能否有不一樣的表現，很重要的一個觀察維度在于中國的企業愿不愿意拿出更多的資金關注‘研’，而不是單純的‘發’。”劉俏提醒道，中國企業的研發往往太關注開發，對原創技術、基礎科技的研究歷來不夠重視，也沒有耐心。

　　“時代不同，過去習以為常的給我們帶來輝煌的增長模式很難以同樣的節奏和力度持續下去。在一個國家粗放成長階段可以容忍大企業里大規模資源錯配的問題，但是到了高增長階段，對增長的質量會提出更高的要求，需要偉大的企業出現。而衡量偉大企業的一個維度就是價值創造的能力。”劉俏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