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三大外賣平臺一年至少消耗73億個塑料包裝,平均每份外賣產生塑料一次性用品4.8件
◎2016年全國快遞業塑料袋總使用量約147億個,電商平臺和賣家自帶包裝的占比超五成
◎2008年6月1日,“限塑令”正式實施
◎為配合“限塑令”落地,商務部、國家發改委和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聯合發布了《商品零售場所塑料購物袋有償使用管理辦法》
◎2018年1月,國家發改委官網開設專欄,邀請社會各界人士圍繞不同領域塑料制品的管理要求,提出意見建議
被稱為“限塑令”的《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限制生產銷售使用塑料購物袋的通知》已經推行10年。根據規定,自2008年6月1日起,在全國范圍內禁止生產、銷售、使用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塑料購物袋,在所有超市、商場、集貿市場等商品零售場所實行塑料購物袋有償使用制度。
調查顯示,“限塑令”提高了公眾環保意識,人們開始有意識地使用環保購物袋或重復使用塑料袋;大型商超和便利店較好地執行“限塑令”,減少了塑料袋的使用。然而,不斷興起的外賣、網購等行業成為了“限塑令”的“盲區”。
縱深
專家建議:
可將“限塑令”升級為行政法規
今年初,國家發改委網站開設“我為塑料垃圾污染防治建言獻策”專欄,邀請社會各界人士圍繞不同領域塑料制品的管理要求,提出意見建議。這是繼2008年以來,國家層面就防治“白色污染”采取的進一步舉措。
專家建議,“限塑令”應將外賣、快遞及其他一次性塑料用品均列為管制對象,并升級為行政法規,提高相關部門的重視程度和執行力度;將塑料袋收費方式改為在生產環節提高塑料袋價格,更應多方鼓勵重復使用的替代方案設計,最終減少“白色污染”。
平口袋保鮮膜等不受限
“限塑”效果打折扣
武漢科技大學資源與環境工程學院副院長、教授王黎表示,作為一個指導性而非強制性的政策,“限塑令”執行10年來整體效果還是挺好的,無論是公眾意識和消費習慣都悄然發生了變化。
零廢棄聯盟政策主任謝新源對此表示認同:“至少從日常觀察來看,很多人去超市開始自帶布袋或推車,開始有意識減少塑料袋的使用,這是國家層面推動‘限塑’的結果。”
不過,在零廢棄聯盟聯合伙伴機構進行調研并發布的零廢棄聯盟《“十年限塑令”商家執行情況調研報告》(以下簡稱《報告》)中,“限塑令”仍有鞭長莫及之處。調研發現,無論是在網絡平臺還是線下店鋪,都很容易買到超薄塑料袋。
此外,雖然大型超市和全國連鎖便利店“限塑令”執行得最為嚴格,但它們也是提供不受“限塑令”約束的平口袋、保鮮膜等其他塑料膜包裝最為普遍的一類場所。《報告》顯示,這兩類門店提供其他塑料膜的比例為45%和35%,明顯高于16%的全國平均水平。
在謝新源看來,這主要是由于“限塑令”所限定的范圍是提攜式購物袋,不能手提的平口袋、保鮮膜等塑料用品等不在限定范圍,這使得一些商家使用了其他一次性替代方案,但這些塑料用品也會造成“白色污染”,使“限塑令”的效果打了折扣。
而更令人憂心的是,伴隨移動互聯網的迅猛發展,外賣和快遞等新業態亦成為塑料袋的使用大戶。在這些新興領域,塑料袋合規率非常低。
從生產源頭即開始收費
外賣也要納入限塑范圍
近年來隨著電商、快遞、外賣等新業態的發展,塑料餐盒、塑料包裝等消耗量快速上升,造成新的資源環境壓力。專家表示,目前“限塑令”政策執行效果不容樂觀,原因之一在于“限塑令”位階不高,建議將“限塑令”進行升級,從部門規章改為行政法規,提高相關部門的重視程度和執行力度;罰則條款上應改為“并罰”,并增加罰款金額。
針對收費方面,謝新源建議,將塑料袋收費方式改為在生產環節收費,提高塑料袋價格。程序上可考慮將塑料袋列為環境保護稅的應稅污染物,或由生產者向專門的塑料袋污染防治基金繳費。
“從生產源頭而非零售終端對塑料袋進行收費,一方面收上來的費用可以用于補貼塑料處理,另一方面塑料袋價格提高以后,重復使用的替代方案會更容易有競爭力,也更能被市場所接受,可以鼓勵商家重新進行流程設計。”謝新源表示。
而對于外賣、快遞、電商等,王黎認為,調整后的“限塑令”要對這些新興業態進行指導,快遞、外賣到底應該如何包裝、使用何種材質、包裝到什么程度等,都需要一個標準,這樣商家才可能在保護環境和方便顧客中間取得一個最佳解決方案。
謝新源建議,應加強對外賣行業塑料袋合規性的監管,建議“限塑令”升級為行政法規,在平臺頁面明碼標價并納入收費憑證,外賣平臺應對外賣使用提攜式塑料購物袋設立收費機制,并加強研發重復使用餐具送餐方案。
王黎表示,減少一次性塑料用品使用,重在替代方案的設計。而在重復使用替代方案設計時,要系統研究,分階段、細化目標進行逐步替代,才能最大可能實現“限塑”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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