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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2023年，對中國高等教育而言，是內外激蕩的一年。
在“考研高考化”成為熱詞的同時，我們也見證了考研人數連增8年后首次出現下降；“學碩衰，專碩興”“學碩要退場了”等話題引發廣泛關注；“破五唯”改革啟動5年，一些高校中出現怪象——對“五唯”升級和“變相加碼”……
種種意外和爭議濃縮成2023年不可回避的十大熱詞。它們既是2023年年輪的記憶，也是2024年發展的伏筆，讓我們在記錄中展望未來。
熱詞六 考研高考化
八連增后首次下降，考研熱仍難降溫
2023年，“考研高考化”一度成為科教圈熱詞。在這一年，我們不僅見證了考研人數再攀高峰，也目睹了其在經歷了連續8年的增長后，首次出現下降。
過去8年間，我國的考研報名人數一路攀升，從2015年的164.9萬人漲至2023年的474萬人。“考研高考化”問題逐漸凸顯，并在2023年全國兩會期間引發科教界的熱議。
“考研高考化”表現為考研的全民化與應試化。具體來說，一方面，考研人數像高考一樣多，使得考試本身的選拔性和競爭性增強；另一方面，圍繞考研的一系列應對策略類似于應對高考。比如，學生要長時間備考、花費增多、學校采取多種措施鼓勵學生考研等。
至于“考研高考化”出現的原因，眾說紛紜。有人認為與畢業生就業難有關，也有人認為與招生規模擴大有關。2023年3月28日，《中國科學報》深入采訪報道了“考研高考化”現象，教育學者們也為解決“考研高考化”問題提供了多種方案。
出人意料的是，時至年底，教育部發布的信息顯示，2024年考研報名人數為438萬。這一數字在連續增長8年后首次出現下降。
事實上，這并不是高等教育歷史上考研人數的首次下降。早在2014年和2015年，考研人數也曾接連兩年下降，人數分別為171.5萬和164.9萬。然而，就在不少人認為“考研熱的拐點已到”時，考研人數又重新上升。
對于2024年考研報名人數的下降，復旦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系教授馬臻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判斷，這只是增長趨勢下的一次正常回調，未來考研熱的總趨勢還會持續。
在他看來，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為學生出國深造迅速回暖、就業機會相對增多引起了部分學生的“分流”；另一方面是因為近年來我國提升了專業型碩士占比，學術型碩士報考競爭更加激烈，而專業型碩士的讀研學費、時間成本更高，部分考生和家長會考慮“性價比”問題。
考研、讀研的“性價比”問題也引發華南師范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李東風的關注。“如今在大城市，研究生甚至比本科生還要多，這必然致使研究生的文憑含金量縮水。隨著工作變得難找，考研的性價比下降，學生的熱情在冷卻，無論考研與否，擇業都成了最大的考量與變量。與其讀研，不如先占個工作崗位。”李東風說。
不過，馬臻和李東風都認為，盡管2024年考研人數出現下降，但研究生教育的熱度總體上不會降低。
“未來學歷競爭會愈演愈烈。”馬臻說，我國始終需要大力發展研究生教育，研發、管理等工作都需要研究生，讀研也是進高校、研究所做研究的前提條件。
他介紹，在復旦大學，每年都有很多本科生“拼績點”爭取保研資格，也一直有大量學生報名其所在院系的“夏令營”和“九月正式推免”。
李東風指出，12月19日，教育部在介紹《教育部關于深入推進學術學位與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分類發展的意見》有關情況時，再次強調要不斷擴大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招生規模。今后專業型碩士的熱度會有所提升，學術型碩士的熱度則會保持在現有水平。
當然，對于大多數本科畢業生來說，2024年考研人數下降或許意味著“機會”。“報名人數和去年相比減少不一定是壞事，這可以增加熱心研究的學生被錄取的機會，也可以使不考研的學生找到適合自己的方向。”馬臻說。
熱詞七 學碩減、專碩增
學碩專碩培養同質化難題待解
2023年，“學碩減、專碩增”的態勢從年初持續到年末。
今年，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西北工業大學、南京大學、西南大學等高校陸續宣布，至2024年起停止招收部分專業的學術型碩士研究生，專業涵蓋工學、理學、管理學、農學等。“學碩衰，專碩興”“學碩要退場了”等話題引發廣泛關注和熱議。
教育部發布的《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發展方案（2020—2025）》指出，至2025年，專碩招生規模將擴大至碩士生總規模的2/3左右，專碩將逐步成為研究生教育的主力軍。在此影響下，越來越多的高校宣布停招部分學碩，并將部分招生名額向專碩傾斜。
“學碩經過前些年的持續發展，其學生數量已基本達到飽和，而國家需要大量專碩人才，所以壓減學碩、提高專碩比例符合社會發展規律。”同濟大學教育評估研究中心主任樊秀娣表示。
湖南大學物理與微電子科學學院院長文雙春也指出，研究生培養要適應國家和社會需求，這決定了學碩和專碩的各自發展和相對態勢不可能一成不變。從就業市場看，社會對真正意義上的專碩（具有扎實的理論基礎、適應特定行業或職業實際工作需要的應用型高層次專門人才）的需求遠大于學碩。
學碩與專碩處于相同學位層次，但培養目標截然不同——前者按學科設立，以學術研究為培養導向，偏重理論和研究，是本科與博士學位間的過渡性學位，也是博士和科研人員的后備力量；后者則以專業實踐為培養導向，重視職業實踐和應用，培養專業和專門技術上的高層次人才。
然而在實踐中，兩者的培養卻出現了高度同質化的問題。
樊秀娣指出，不少學校的碩士點希望通過上馬專碩項目擴大研究生規模，然而在專碩的培養計劃、課程設置、師資配備、實習實踐和學業評價等方面卻仍沿襲學碩模式。
北京大學教育與人類發展系主任沈文欽表示，一名老師教不出兩種學生，這是當下學碩與專碩同質化的主要原因。同一批老師教學碩和專碩，人才培養中易存在路徑依賴和學術慣性，很難使學生的素養產生很大差異。
2023年，不少學校選擇調整研究生的修業年限，將專碩延長至3年。有專家指出，延長專碩學制可為學生在實踐環節提供更多積累經驗的時間，有利于提升在校生質量，促進理論知識與實踐能力融合，更好契合了專碩的培養目標。
“比延長專碩學制更重要的是明確專碩的培養定位，探索不同的人才培養模式。這是提高專碩培養質量的關鍵。”21世紀教育發展研究院院長熊丙奇撰文指出。
近日，教育部發布《教育部關于深入推進學術學位與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分類發展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強調完善培養鏈條，主要是強化定位、標準、招生、培養、評價、師資等環節的差異化要求。特別提出，鼓勵碩士專業學位實行多元學位論文或實踐成果考核方式，如專題研究類論文、調研報告、案例分析報告、產品設計/作品創作、方案設計等。
如何破解學碩與專碩培養的同質化問題，讓學術的更學術、專業的更專業，《意見》指明了方向。
樊秀娣指出，各高校要深刻認識學碩與專碩的本質區別，不能簡單把后者按學碩模式培養，套上一個專碩“帽子”了事。
“開展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每個培養單位應結合其辦學定位、辦學條件，確定本校的專業碩士教育目標，并圍繞這一目標設置課程、建設師資、確定學制。”熊丙奇指出，這需要發揮學位評定委員會、教授委員會、學術委員會等組織的作用，對本校如何開展研究生教育進行論證，并監督落實，確保研究生教育的高質量發展。
熱詞八 工程教育
扭轉“工科理科化”，“范式轉換”時機已至？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由《中國科學報》發起，多位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以及企業家、院士專家共同發起呼吁全社會重視“工科理科化”現象的聯名活動，使“工科理科化”成為2023年中國工程教育的一大“熱詞”。
“工科理科化”的典型特征是用理論科學的方法解決工程問題，重視論文發表，忽視實踐創新。
“當前出現的‘工科理科化’困境，或許意味著工程教育新舊范式之間的‘范式轉換’即將到來，至少是一個契機。”在為《中國科學報》撰寫的一篇文章中，北京郵電大學教授紀陽如此寫道。
紀陽具體解釋說，從前學生的工程認知方式是先學科學、再做工程。但如今，我們更倡導學生“邊學邊做，邊做邊學，知行合一”的能力，先知道要解決什么工程問題，在工程實踐中打破專業壁壘，需要做什么就學什么，并在這一過程中思考知識如何應用。
當然，工程主導型的工程教育并不意味著基礎科學不重要、知識學習不重要。今年，清華大學丘成桐數學科學中心客座教授顧險峰在回復《一封清華學子的來信》中提到，工科的盡頭是理科，理科通過工科改變世界。
只是工科人才培養不要“泛卓越化”。東北大學原校長趙繼提醒，絕大多數開展工程教育的高校應定位于培養工程師或工程師的毛坯，只有少數高校才能設立培養工程科學家的目標。
無論是頂尖高校還是普通院校，工程教育中普適的能力和素養正在隨著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到來發生重大轉型。這樣的轉型從來不是“小修小補”，需要由此暢想未來工程教育的發展。
ChatGPT的橫空出世仿佛一夜之間把人們從工業時代帶入了信息化時代。“目前，高校工程教育所要培養的人，恰恰是將來可能被機器代替的人。”在不久前舉行的清華高等教育論壇上，世界工程組織聯合會前主席龔克不無擔憂地說。
大量公司招聘提示詞工程師，其職責是把人類的知識、價值觀輸入給人工智能。與此同時，這項工作也對工程師的社會責任感、價值觀、文化背景提出了更高要求。在龔克看來，這些變化都應該反映到對未來工程師的培養中。
2023年正處于《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中點站。對于“可持續發展”的理解，從前我們都會簡單地理解為“環境友好”。
同樣是在清華高等教育論壇上，中國工程院院士、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錢易指出，真正的可持續發展要實現經濟效益、科技含量高，資源消耗少、環境污染低，人力資源的優勢要得到充分發揮。體現在工程人才培養上，應把綠色工程的新技術發展納入所有課程的教材中。
如果工科畢業生僅僅懂得機電知識，一旦遇到國際糾紛，他懂法律嗎？學生如果只在虛擬實驗室中“練手”，能找到生產一線的真問題嗎……帶著類似的焦灼，不少高校正在進行跨學科交叉、在企業中邊做邊學的實踐探索。
然而，更深層次的多維度思維方法、全局意識、工程社會觀……同樣需要重視，并尋找適合本校的落地方案。比如，未來的工程師需要更強的想象力。今年，紀陽嘗試給學生開設了工程科幻寫作課程。
從“知識導向”向“問題導向”轉變的過程中，工程教育改革不僅僅代表自身，所代表的更是一種“面向可持續力競爭的服務型教育”。
熱詞九 頂刊
平視“頂刊”后，高校應更具包容性
2023年全國兩會前夕，國內高校圈曝出一則頗耐人尋味的新聞——在兩天時間里，上海交通大學、北京師范大學等7所國內高校均宣布有教師在國際頂級刊物《自然》發文。
多年前，能在“頂刊”發表文章還是一件國內高校夢寐以求的事。但隨著國內高校科研能力的快速提升，“頂刊”發文已不再新鮮。
有機構統計今年1月至6月，我國內地高校在三大國際頂級科學期刊——《自然》《科學》《細胞》上的發文數量。結果顯示，內地高校作為通訊作者（含共同通訊作者單位）在三大期刊共刊發了原創論文128篇。
如果說曾經的國內高校面對“頂刊”時只能“仰視”的話，當下很多高校早已經有了平視“頂刊”的實力。但這是否意味著我國的高校科研，尤其是高校的基礎研究已“大功告成”？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正如中國工程院院士、華東理工大學教授錢鋒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所言，“我國高校能在‘頂刊’頻繁發文，說明在某些基礎研究方面已具有相當高的水平，但這并不能與掌握該領域的核心技術完全畫等號”。
以自己熟知的化學和材料領域為例，錢鋒表示，目前我國相關領域的論文發表數量已居全球第一，其中不乏“頂刊”論文，但為什么在一些國家級重大項目中的高端材料制造等方面依然會被“卡脖子”？這值得我們深思。
更重要的是，高校科研能力的提升意味著很多高校以“沖頂刊”為主要目標的科研路線需要調整。這也表明高校需重新審視自身科研定位，乃至高校的整體定位。
錢鋒表示，在國家層面，現階段更需要強調圍繞“卡脖子”問題，通過基礎研究提升原始創新能力，最終引領國際研究，并在此過程中形成 “全鏈條創新”，即從理論性基礎研究到應用性基礎研究，再到核心技術攻關、工程應用，最后完成相關科技創新的產業化。這其中，高校主要針對理論性基礎研究和應用性基礎研究環節，這也是整個創新鏈條的開端和基礎。從這個角度說，高校發揮的是一種基礎性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所謂“全鏈條創新”概念，近年來正被越來越多地提及。比如今年8月，北京市教委、北京市財政局聯合發布的《關于加快推動北京高校基礎研究高質量發展的意見》就明確提到，要引導高校加強與企業、科研院所等深度協同，形成多方參與、共同推進的格局，加快從基礎研究、關鍵技術、裝備研制、成果轉化到產業化的全鏈條創新。
然而，當高校長期仰視“頂刊”時，無形中便會在和企業、科研機構協同形成全鏈條創新時處于一種“俯視”的姿態，這也是大量高校科研成果脫離實際、長期不能轉化落地的深層次原因。如今，在可以平視“頂刊”后，是否也應將“俯視”的目光放平？這是很多高校，特別是國內頂尖高校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
對此，北京郵電大學教授紀陽對《中國科學報》直言，在這個問題上，最需要思考的還是高校領導層。
“目前在國內高校，特別是工科高校中，領導層的認知對于校內科研與教學走向影響十分明顯。”他解釋說，如果領導層認為學校科研應向“頂刊”看齊，教師便很容易醉心基礎科研，對走產教協同路線則不愿問津或敷衍了事。
“一個健康的校內科研生態應該既有人做‘楊振寧’，又有人做‘任正非’，還有人做將基礎理論轉化為應用理論與實踐的‘鄧稼先’，以及深諳教育內涵并能推動科技教育變革的‘陶行知’，且不同人群間還應有正向反饋，并最終統一在創新的全鏈條中。”紀陽表示，高校領導層應具備更多樣化和包容性的教育胸懷，才能引導高校內部形成一種“大規模創新生態系統”的發展模式。
熱詞十 破五唯
“破五唯”實施五年，警惕“五唯”升級現象
不知不覺，“破五唯”的提出已有5個年頭。
2018年11月，教育部辦公廳印發《關于開展清理“唯論文、唯帽子、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專項行動的通知》。高校“破五唯”改革正式啟動，之后，我國陸續頒布了多項“破五唯”的文件。
時隔5年，“破五唯”在國內高等教育領域取得的進展有目共睹。例如，復旦大學在國內最早推行代表作制度，清華大學率先出臺了“博士生畢業不要求論文”的規定，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蘭州大學宣布退出國際排行榜，帶動高校“退榜潮”，越來越多的高校設置了教學型教授以及產業教授、科技副總等。
然而，在經歷了一波高潮后，“破五唯”似乎逐漸回歸了“平靜”。中國教育戰略發展學會副會長李志民指出，“破五唯”在部分高校效果不明顯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行政管理部門一邊強調“去帽子”，一邊又在“發帽子”。不在源頭上加以扼制，僅靠約束高校和科研單位，事實上并不能達到“去帽子”的目的。
一個最直觀的表現是，高校還在看排行榜辦學。排行榜的背后，更多著眼的是論文影響因子、“帽子”、獎項等量化指標。而在當下的國內，擁有“不看排行榜辦學”底氣的高校恐怕只有兩類——頭部院校，以及擠不上排行榜的院校。
“‘五唯’破不凈的現象更多集中在力爭‘上進’的高校中，比如那些爭取獲得碩士點、博士點的高校；目前身處非‘雙一流’行列，但力爭要進入‘雙一流’行列的高校；擔心‘雙一流’資格不保的高校，以及想升格為本科的專科院校和想升格為大學的學院。”上海大學教授葉志明說。
于是，一些高校中便出現了“破五唯”怪象——高被引論文、期刊影響因子，縱向課題經費數額，精品課程數，教學名師數，教學工作時數，課程成績分布，學生評教得分，學生就業率，學科競賽獲獎數，省培項目數量……凡是可以量化的指標，都成為了高校可“唯”的指標。這本質上是對“不唯”的一種誤解。
“‘破五唯’還需要警惕一種現象，即以‘破五唯’為名，對‘五唯’升級和‘變相加碼’。”大連理工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姜華說。比如，過去數國家級或省部級課題，現在數國家級課題。過去數SCI、SSCI和CSSCI論文數量，現在轉向了數“頂刊”學術論文數量。
教師獲得了項目、經費，卻并不一定高興得起來。為了應對考核要求，他們不得不繼續申報更高等級的項目，就像不斷膨脹的氣球，總有爆炸的一刻。過度競爭、集體內卷導致“上岸者”在獲評職稱后馬上“躺平”，失意者則自知無望地選擇“逆向流動”。2023年元旦，北京大學某文科教授因落選“博雅講席講授”，在自媒體上公開求職。他表示，不在乎學校的等級，地方師專也行。
學術界期待怎樣的“破五唯”？不久前，在灣區校長論壇上，西湖大學公布了不設任何科研績效獎勵、設置6~7年長周期考核、采取年薪制，預聘制教師入校不要求專利、論文等做法，引來人們的關注與贊譽。
“破五唯”說到底還是要選擇適合自身的考核指標。但是，要擁有這份挑戰大環境的勇氣確實不太容易。
（本版文章由本報記者陳彬、溫才妃、倪思潔、劉如楠采寫，蔣志海制版）